在第七届中国诗歌节期间,由郑州市豫剧艺术中心打造的豫剧《杜甫·大河之子》在河南首演。该剧由王晓鹰担任导演、原长松担任编剧、张海龙饰演主人公杜甫。
杜甫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,要以其为主人公创作一部豫剧绝非易事。一方面,豫剧是极具乡土气息与地方特色的剧种,创作者需在把握剧种规律的同时,对杜甫的诗人形象进行塑造;另一方面,杜甫个人命运曲折浮沉,牵系着大唐由盛转衰的社会背景,遗留了数量众多、蕴藉深刻的诗作,如何在有限的舞台时空内对繁复的题材进行取舍也是一个难点。
《杜甫·大河之子》剧照 资料图片
全剧以“一点一线”的剧作架构将上述问题进行了成功处理。“一点”即特殊切入点,该剧创造性地将杜甫诗作《石壕吏》中老翁石伯一家作为切入点,从青年杜甫结识石伯一家切入剧情,其后杜甫参与、见证了石家辛勤耕耘、被征徭役、远行求助、家破人亡的经历。石伯一家勤劳朴实的形象,真诚热烈的情感,悲惨凄怆的遭遇在豫剧艺术家的演绎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。这“一点”为剧中的杜甫开辟了参与者、亲历者(而非旁观者、见证者)的新视角——与石伯一家的交往过程是杜甫不断贴近、理解普通百姓的过程,是剧作者不断强化杜甫与人民联系的过程,更是深刻展示杜甫在与人民相交中铸成人格与诗格的过程。
“一线”即以人物情感为基础的剧作主线,全剧不以书写杜甫一生为目的,而是抓住其“大河之子”的身份,重点挖掘人物情感、展现内心冲突。贯穿全剧的“大河意象”可看作是“点”与“线”的交会融通。杜甫出生于河南巩义,是名副其实的“大河之子”,“大河”不仅代表了哺育他的母亲河黄河,也涵盖了生长在黄河岸边以石伯一家为代表的百姓,大河承载着他们的喜怒爱憎,“大河之子”杜甫与之血脉相连,情感相通,因而乐其所乐,也忧其所忧。
导演用“诗的逻辑”构建这部以诗人为主人公的剧作,“诗的逻辑”构成“诗化意象”,使剧作在“可信”的基础上,进一步表现出了人物形象的“可敬”“可爱”,强化了舞台效果的“可看”“可听”。以剧中表现杜甫笔涉时代与人民的片段为例:在第二场“大河之都”中,石伯一家因二子征丁、石伯被打向杜甫求助,没有官身、贫困潦倒的杜甫无力帮助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石伯一家离去。导演打破固有的时空逻辑,让百姓装扮的歌队与杜甫进行对话,将舞台转换为展示杜甫内心世界的空间。歌者三问,循序递进,辅之以音乐的不断强化,有层次、有力度地表现杜甫从爱莫能助的苦闷到重新坚定“诗是吾家事,笔传世间情”的心声。这也反映出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基调——杜甫的苦闷从来不是因为求官不得、怀才不遇,他求官的目的始终都是为了实现为百姓进言做事的理想。
再比如第三场“大河之魂”中,长安沦陷,安庆绪以性命威胁杜甫作诗,剑拔弩张中,杜甫向众人提出了“何为长安”之问。何为长安?长安是盛唐风流人物齐聚的都城,是王朝盛极的标志,同样也是杜甫半生求官,几无所得之地。杜甫痛饮一番后走上桌案,在众兵士的簇拥仰望中边唱边舞,以《饮中八仙歌》的唱段作答,歌中唱的是盛唐文人群体的豁达浪漫,但体现出的是今昔对比中杜甫的痛苦。人物的复杂心态不再囿于直抒胸臆式的传统表现手法,而代之以空灵诗化的呈现。这种手法也反映出创作者对历史题材的创作态度,即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,将戏剧作为桥梁,引领观众走近鲜活的历史人物,进入创作者设置的特定情境去体味、思索。
此外,该剧包括人物唱腔与主题音乐在内的双层音乐结构,取材于古画的极为考究的道具、舞台背景,与演出一起,共同构成了全剧厚重壮阔、清峻深刻的审美格调。可以说,该剧以豫剧本身的朴直淳厚、兼收并蓄的风格特征为基础,通过各门类表现手法的更新融合,最终呈现出一种既符合主人公诗人身份特质,又贴近当代审美特色的,具有现代化气质的“豫剧新气象”。
百年歌自苦,未见有知音。晚年杜甫曾在贫病中作如此慨叹,却不知其身后多少人向往、推崇、解读着他与他的诗文,回应着知音之说。《杜甫·大河之子》这部来自诗圣故里的豫剧作品,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追寻着杜甫在黄河岸边的足迹,延续着其精神与情怀——百年歌自苦,千载有知音。(作者:殷娇,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)
声明: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。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,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,我们将及时更正、删除,谢谢。
责任编辑:赵亚宣